蔡元培，北大校长。陶行知，乡村教师。陈寅恪，史学教授。霍懋征，小学教师。教师，是他们共同的身份，育人，是他们一生的使命。他们身上，散发着师者的光辉。古人云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所谓师道，既是传承之道，也是为师之道；既是三尺讲台默默的坚守，也是灾难瞬间迸发的大美大爱；既是对人类思想的传播和文明的传递，也是校园里点滴的细节和绵长的爱心；既是一颗真诚的心、一个坚强的灵魂，也是对社会的示范、真理的求达。因为，“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，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”。
谨以此献给第29个教师节
所谓师道
（一）
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，有一次突然问学生：“5加5是多少？”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，都不敢回答。好一会儿，才有一名学生说：“5加5等于10。”蔡笑着说：“对！对！”并鼓励他们：“青年们切不要崇拜偶像！”
（二）
王国维于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颇有造诣，但每次与学生讲解，他总要声明有四五处地方自己还没有搞懂。
（三）
1929年，梁启超身体渐趋恶化，学生谢国桢和萧龙权劝他停止工作，赶紧休息。梁说：“战士死于沙场，学者死于讲坛。”不久，梁启超不治而逝。1982年，谢国桢因病住院，犹坚持看书不已，萧龙权的儿子萧璋去看他，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，注意休息。谢说：“战士死于沙场，学者死于讲坛。师训不可违。”
（四）
邓之诚在燕京大学任教时，每到上课时间，必按时走进教室，双手捧一叠书，目不斜视，走向讲台，把书往桌上一放，摘下帽子，向学生深深鞠一个90度的躬，然后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开讲。
（五）
“文革”期间，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，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刘节是陈的学生，他奋然愿替陈上台挨斗，说：“这是我的光荣。”
（六）
季羡林先生的穿着极其朴素，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。不止一次，他被来报到的新生叫住，替他们看行李。季羡林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行李，有时一看就是两小时。几天后，这些学生在北大的迎新会上，看见替他们看行李的老人坐在主席台上。
（七）
斯霞在南京师大附小任教，学校地势低洼，每到下雨天，校门口便成了一个大水塘。这对七八岁的小学生来说，是一个不小的障碍。上学时，斯霞早早地站在校门口，把孩子一个个背过来；放学了，又把他们一个个背过去，看着他们安全地离去。她说：“作为一名教师，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这就叫对学生的母爱。”
乡村教师 乡村之魂
能为村里教育发展做贡献，能为一方培养人才，就是我最大的追求。作为一名乡村教师，我认为，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擎天柱，也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，是乡村的文化之魂、道德表率。
我叫黄长久，今年59岁，大家都叫我“老久”。我教书也教得久，已经37年了，这37年我一直在村小，从没挪过窝儿。
我们村叫上垅村，在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江口乡，村子斜卧在1200多米高的山顶上，至今方圆十里内无医院、无商店、无市场。但是，“高塘的席子，上垅的顶子”，人才兴盛在全郴州都有名。自恢复高考以来，我们这个一千来人的村子，先后出了3个博士后、5个硕士、300多个大中专学生，这是我教书多年最自豪的事情。
一个人有出息没用，大家都要有出息
如今，我与我老婆仍坚守在上垅村小。这里只有一年级学生2个，二年级6个，加上幼儿园孩子才16个，是一所地地道道的“袖珍学校”。
1972年，我从郴县二中高中毕业，因为有点儿文化，乡里安排我到农科站工作。那时，我每月拿14.5元的工资，在生产队还记工分，一个月算下来差不多有30块，比别人日子好过一半。何况，那时，站里正准备派我去海南参加袁隆平团队的南繁育种试验呢！
正当我跃跃欲试时，老支书黄文明找到我说：“长久，现在村里缺老师，你有出息了，可你能看到孩子们没文化吗？”
我心里很矛盾：“回去当老师？没有编制，只有5块钱一个月，饭都吃不饱，只能吃红薯。”但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回去当老师。因为光一个人有出息没用，大家都要有出息。
到了学校我接手一年级，此后，30多年来，我一直坚守在学校。大家认同了我，1984年，我被推选为村小校长。这期间，前妻忍受不了清贫的生活离开了。
难道这条路错了吗？痛苦中，在郴州做生意的堂弟找到我说：“哥，你有文化，来帮我做管理吧，一年一万块，相当于你现在20年工资。”那时正值暑假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一趟郴州，干了一个月，就拿到500块钱，相当于在学校干了一年。然而，临近开学，我却心思恍惚，怎么也干不下去了。孩子们太可爱了，我放不下他们，又回到了学校。
后来，我感叹，如果一个人爱上了一件事，有时是不顾后果的。
30多年来，我过着清贫的生活，学生都有出息了，上百万资产的都有十多个，村民的房子也建得一个比一个漂亮，而我家却连一片瓦都没有：老屋在一场洪水中被冲垮了，一直没钱修建，只好住在学校。九旬老父亲也只好跟着我住在学校，直到去年去世，也没能再住上自家的房子，我有愧于他。
在自己手里没有断了文化血脉
我刚开始教书接手一年级时，我摸了一下底，一看，零分一大把。面对这些叽叽喳喳的小伢子，怎么教呢？这让我心里十分着急。
当时还没拨乱反正，老师还顶着“臭老九”的帽子，我向其他老师请教，很多老师都一笑了之。于是我就自己琢磨，琢磨其他老师的备课本，还一遍遍琢磨教材。这样，我慢慢学会了备课、上课，教书也越来越在行，一年下来，“消灭零分”的目标也实现了。1993年，我转为公办教师。
这么多年来，我撰写了近30万字的读书笔记，摸索了许多“独到”的教育法门，有一些做法还得到了同行的称赞。
20世纪80年代，作文教学从三年级才开始开课，由于起步晚，许多学生到五六年级时还写不出什么东西。为此，我大胆从一年级下学期就开设作文课，带着学生看图写字或者到大自然中寻找灵感，不会写字就用拼音写作文，效果很好。为此，我写了一篇论文，交到市教科所，获得了乡里第一个教学论文奖。
最近几年，学校的人数不断减少，往往只有一二十个学生，于是常常采用复式教学。但这样的教学弊端很明显，就是互相干扰大。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？我又摸索出“三个搭配”：高低搭配、动静搭配、异科搭配。这样搭配的好处是，高低搭配可以让高年级的学生帮助低年级的学生，不同学科同时上课相互干扰相对不大。后来，我的教学经验在全乡得到了推广。
这辈子我最自豪的是，村里在自己手上没有断了文化血脉，幸不愧对祖宗。
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上垅村在解放前就人才辈出，出了很多有名望的人。在我的先辈里，就有兴办学堂寻求教育救国之路的，有参加共产党的武装——湘南游击队寻求武装救国之路的。特别是爷爷一辈，有黄国均在郴州兴办了天奉中学，当时很有名气，也是现在郴州三中的前身。他们备受尊重。
能为村里教育发展做贡献，能为一方培养人才，就是我最大的追求。作为一名乡村教师，我认为，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擎天柱，也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，是乡村的文化之魂、道德表率。
村民们的伢就是我的伢
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同、秉性不同，我都一视同仁，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我常对大家说，你们的伢就是我的伢，交到我手里放心。
我原来有一个大蒸笼，每天中午给孩子们热饭菜。现在孩子少了，我每天就一起与孩子们同桌吃饭，从不收一分钱。村里没有理发店，我便买来剪发工具，从理发店“偷师学艺”，现在俨然是“专业师傅”了；我家还常备各种西药和中草药，学生有小病小痛，我就“对症下药”，我的柜子里，有很多药品，治感冒的、治咳嗽的、治发烧的、消炎的、止痛的。
很多年，我家里比较困难。每年寒暑假我都外出务工，挑砖、砌墙、削竹片、下煤矿。我深感生活不易，也深感农村贫困孩子上学的艰难，因此，碰到需要帮助的孩子，我总是要伸出援助之手。
令我欣慰的是，许多学生毕业后没有忘记我，回家总要来学校看我。今年暑假，学生黄湘云就特意从深圳回村看我，如今她事业有成，给学校捐赠了10多部点读机和不少书籍。她说十分感谢我，当初要是没有我的资助，就不可能完成学业，也不会有今天。
37年里，上垅村孩子的入学率、巩固率保持在100%，读书伢一多，整个村的风气就变好了，连续17年没发生过刑事案件。
明年我就退休了，对生我、养我的村子，我充满了感恩，对这所奋斗了30多年的学校也十分眷恋。我忧虑的是，没有老师愿意再到这山旮旯的学校来。年轻人不愿来，我理解，这里太偏僻，太孤独，可是，总该是有人来关注这样的山村学校的。
最后以一首小诗总结我的教书生涯：“少小立志添绿茵，三十余载伴子规。但愿幼芽成栋梁，潜心守望终无悔。”
（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舒文 黄程武 廖仁东 采访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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